摘要：在报告者看来，与作为衰世之词的儒家不同，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代的称号。 ...
孟子葬母之后，帮助监管制棺椁的弟子充虞觉得棺木太好了，有所疑虑，请教孟子。
在老子看来，仅仅依靠感觉经验既无法深入事物的内部把握其内在的本质联系及其规律，也无法超脱于具体事物之外，从总体的宏大视角来认识事物的整体面貌。孔子的仁学其实质就是人学，并由此开启了人道主义的先河。
人文主义精神的勃兴，催化着神秘主义思想统治的终结。老子的另一哲学贡献在于其实现了以物观物的客观经验主义、知常守道的客观理性主义和涤除玄览的反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辩证统一。《诗经》不仅收有大量追求爱情、张扬人性的人文主义诗篇（如《关雎》、《蒹葭》、《柏舟》等），而且也收有大量质疑责问上帝、先祖等神灵存在的理性主义诗篇（如《雨无正》、《节南山》、《云汉》等），以及大量抒写人民疾苦、具有民本思想的现实主义诗篇（如《北风》、《伐檀》、《硕鼠》等）。可见，中庸是对礼与仁的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并由此提出了过犹不及的著名命题，态度鲜明地既反对不及（例如保守拘谨），也反对过（例如激进狂妄），而主张允执其中（这是尧留给舜的政治遗嘱，意思是真正诚实地执守中正之道，事事做到恰到好处，语出《论语·尧曰》）。鲁昭公被季氏放逐，死于乾侯，民众却不同情，对此史墨认为：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
但实际上在不及与过之间，孔子更侧重反对过，表现出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礼记·射义》）孔子的主要贡献是用庸的意识弘扬中的传统精神，并形成了中庸思想。因为完全抛开注疏，抛开其他文献的对比，有时反而离开文献的正确解读越来越远。
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对西方学术思想(更准确地讲是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导致的灾难，不仅仅是材料取舍和研究课题选择上的偏差。经过数代杰出学者的努力而创建起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学已经是一门独立的体系完整的学科，说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门类似逻辑学的学问是过分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全面否定论，不利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8] (第28-32页)。第三，除了可信度较高的文献资料外，还应尽可能多地利用最新出土的考古材料。
至于《邓析子》，涉及文献材料真伪问题，只能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材料。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无论在内容上及受重视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而目前的研究格局却正好与之相反。
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名的基本含义和语言相关，或者说就是标记符号。它说明中国逻辑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学术理论、方法在墨辩研究中的缺陷。战国时期名思想的盛行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就指称的范围而言，它有的时候指的是具体名称，有的时候指的是抽象概念。
二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相比，至今为止，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之专门研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零散而无系统。笔者对此有过讨论，参见曹峰：《〈尹文子〉に見ぇる名思想の研究》，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第八号，2006年。3. 《尹文子》是不是尹文本人的著作。[2] (第476页)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
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例如《尹文子·大道上》说：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
整个二十世纪的《墨经》研究大家，如二、三十年代的梁启超、胡适，四十年代以后的谭戒甫、沈有鼎，基本上都是沿着孙诒让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在努力。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注释：①本文所引《尹文子》原文主要依据的是伍非百所作《尹文子略注》，收入《中国古名家言》(见参考文献[2])中。已有一些研究者尝试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名思想。缺陷不止于此，这100多年来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根据西方的学术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时，我们很容易在接受其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把中国古代思想本来有机相关的问题割裂开来，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西方的学科分类。至今为止关于名的研究，几乎把重点完全集中于名在语言学上和逻辑学上的意义，即便讨论孔子和荀子的正名说，也大多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也就是说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
这些材料也反映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发展是当时政治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在马王堆帛书中，可以为名思想研究提供的材料极为丰富，当尽最大可能去利用之，把握之。知识论，宇宙观的发展，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的完善，实用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些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与名实关系的讨论，与各种正名说的展开交织在一起，使名的思想呈现极其复杂的面貌。
他们对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很多合乎科学的论断。(《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吕氏春秋·大体》)，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的高度，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④参照加地伸行《中国论理学史研究》第一部中国にぉける论理学第一章中国古代论理学史研究の状况一日本にぉける场合，研文出版1983年，第11-20页。
这种缺陷表现为单纯认同式的比附，必然使墨辩思想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分析得不得真正的重视，最终反而使墨辩思想得不得客观的研究。三由于至今为止缺乏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名，过于重视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已使名思想的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例如西晋的鲁胜虽然研究的是墨辩，但他在《墨辩注序》却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例如在儒家名思想这条线索上，应主要探讨孔子及荀子关于名的学说及《吕氏春秋》的部分篇章，同时通过批判儒家的法家、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的名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和影响。
《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①：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
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
先秦时期对名、辩的讨论则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较为侧重智与言的一个方面，二者被认为有某些相同之处。日本学者使用了论理一词，而在中国，启蒙思想家们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同其广狭。第一种名表达的只是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可以与道德、伦理、政治无关。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是扬贤而抑不肖，扬善而抑恶的，因此，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法家看来这已经侵犯君权了，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惟君主能做的事，其他人不能染指。
依然无人试图将名思想的研究，还原到更真实更广阔的空间，即名的政治思想史的空间中去。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復一名，名之察者也。
名家思想研究的兴盛，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它与西方逻辑学思想在东方的传播息息相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
但它又是一部问题甚多的书籍。名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的复杂的面貌，之所以会成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虽然与命物之名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即名的社会功用关系更为密切。
